离乱年代下的大逃难:“太平轮”沉没后事

对于旧时代的中国人来说,1949年无疑是一个大变局的年代。从上年秋天开始,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相继拉开战幕,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,上百万精锐部队灰飞烟灭。这年的元旦刚过,挟淮海之胜威的再度集结重兵于长江北岸,兵锋凌厉,剑指南京。在匆忙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后,蒋介石于1月21日宣布“下野”。至此,中国大势已不再有悬念。

隐约可闻的隆隆炮声中,昔日灯红酒绿、醉生梦死的上海滩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躁动。随战争而来的,是一股规模浩大的难民潮,一些对新政权感到恐惧的昔日旧官吏、公务人员、资本家、富商等人群纷纷云集上海,以图跟随政权继续前往台湾。这段时间里,如电影《滚滚红尘》中的逃难故事每天都在上海的码头重复上演。

由于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,当时迁台的途径主要以海运与空运为主。不过,由于飞机数量及运量有限,加之票价高昂且受天气等各方面因素影响,海运成为前往台湾的最主要渠道。在南京被攻占前,上海成为迁台人员的主要集散地,当时来往于沪台之间的轮船公司有中联、中兴、民生、舟山、太古、大通、招商局等十余家,轮船更是高达五十余艘。

轮船虽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数,但在几十万、上百万想涌入台湾的难民潮面前仍是杯水车薪,一票难求。据转进迁台的青年军贾贞斋回忆,最紧张时,他带着部队到达黄埔码头,看到码头上已是人声鼎沸,士兵、军眷、难民挤在一起,人们争先恐后搭船逃离上海,整个码头犹如人间地狱。……为了挤上船,许多人冒险企图攀爬上船,结果像饺子下锅一样,由船舷落入海中,真悲惨!……

另一位青年军尤怀贤也说,当时上海已是乱成一团,黄浦江沿岸挤满了人和代运物资,多少人因抢搭船掉落黄浦江被淹死,造成妻离子散、骨肉分离的悲剧。谁也管不了,人命如蝼蚁般的难民潮。因为他们系部队性质,所以能驱散人潮顺利登船。

还有人回忆,当时上海码头乱七八糟的停放着数千辆被抛弃的汽车,上海也是满街都在出卖家具、旧物,平常一部需要上千银元的《三希堂法帖》,这时50银元就能得手。至于线装的大部头《二十四史》,那不是按部卖而是论斤称了。

喧嚣的逃难潮中,“太平轮”只是其中一艘。据生还者之一李述文回忆,他当时是山西公务员逃难团中的一员,在1948年冬太原被包围前逃了出来。一行百多人一路逃亡,最终赶到上海。登上“太平轮”后,他们发现这“不是装人的船”,货舱挤得“像猪舍一样”,弥漫着酸腐气味,令人阵阵作呕。尽管如此,他们仍为自己能够登船而感到庆幸。

乱世当中,人的命运仿佛冥冥中自有天注定,登船未必幸运,不登船也未必不走运。在当时情况下,很多人是通过关系或塞金条才得以偷偷上船,而有些人则是碰巧,如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柏超为学校迁台选址而想搭乘“太平轮”去台湾,但他赶到码头时船已满载,正当他想转身离去时,船上原本相识的三副把他叫住并将自己舱位让给了他,结果一去不回。

也有另外一些人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坐上“死亡之轮”,如四平市书记长梁肃戎因刚出生的二女儿发烧而放弃登船,同行好友家眷二十多人也一起退了船票,结果逃过一难。后来的学者、当时还在幼年的郑培凯,他们全家买好了1月27日的“太平轮”船票,因为郑培凯吐奶,家人于是退了船票改乘飞机。星云大师也曾说,“我因为时间匆促,赶不及搭上那班轮船,而幸免一劫。”在大师看来,这就是因缘。

海难消息传出后,“太平轮”所属的中联公司大股东周曹裔家被数百名受难者家属包围,愤怒的人群涌入房中,捣烂了所有的家具、摆设,还有公司的大门、办公设备、玻璃窗也全被砸碎。但这一切,并不能挽回近千人的生命。

据上海档案馆的档案显示,“太平轮”受难者家属在事发后立即成立了“太平轮被难旅客家属善后委员会”,负责与中联公司谈判赔偿事宜。后来,这些人被中联公司安排在吴宫饭店并负担一切费用,每人发放米15石。在通货膨胀剧烈、经济接近崩溃的1949年,大米或许比所谓纸币更加实惠。

由于双方无法达成和解共识,416位登记在册的罹难者家属推选齐杰臣、吕谷凡、杨洪钊等人为代表将中联公司告上法庭,并提出了四项要求:一、追究刑事责任;二、保障被难家属的损害赔偿;三、责令中联公司从速办理抚恤与赔偿;四、扣押中联企业名下的轮船,包括曾为蒋介石座船的华联轮。

事后,上海地方法院判决中联公司进行赔偿,但在天文数字般的赔偿金额下,连同“太平轮”的投保公司(上海华泰保险)也全部倒闭。据1949年2月23日《台湾新生报》的报道,中联公司曾于2月22日后在台北发放临时救济金,每个受难者家属可领金圆券1万元,折合台币35万元。《时与潮》总编辑邓莲溪之子邓平回忆,当年他们确实领到了补偿金,但金额不高,家中生计全部落在母亲身上。

在1949年那样一个时局剧烈变动的年代,“太平轮”的悲剧或许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。类似的事件,并不止“太平轮”一例,如一个多月前被炸沉的“江亚轮”,遇难人数更是高达三千余人,所谓后事,无非湮灭在乱世尘烟之中。就在“太平轮”沉没的4天后,北平宣布和平解放,平津战役划上句号。四个月后,上海全境解放。江山代谢,战乱流离,赔偿一事最终不了了之。

“太平轮”海难事件后,因为诉讼未结的缘故,中联公司旗下的另两艘轮船也被铁链锁在高雄港,最后全部锈烂。事实上,除了那些悲愤的受难者家属,当时也不再有人去关注这样一艘沉入海底的旧轮船。时至今日,“太平轮”(如果它还在的话)仍旧沉睡在舟山海域白节山附近的海底,与之隔海相望的,大概只剩下基隆港于1951年竖立的“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”(于右任题字),或许还能唤起人们的一点记忆。

逝者已逝,幸存者还得继续前行。在所有幸存者中,原国防部参谋少校葛克大概是最知名的一位。在这场海难中,他失去了自己的妻儿家小,只剩下孑然一身,继续求存。1949年后,葛克仍在台湾军中服役,后遇上同样在“太平轮”上失去亲人的袁家姞(其父袁家艺为袁世凯之孙,于这次事件中罹难),两人结婚生子,共度余生。

36位幸存者中,台北的王兆兰是最年轻的一位。当“太平轮”倾覆时,她用力抓住弟弟和妹妹的手,事后多年,她仍清楚记得母亲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:“带好弟弟、妹妹!”但是,只有她一人获救,母亲、弟弟、妹妹均被海浪卷走。事后,父亲把她接回了台北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她把当年的故事与伤痛深深埋在了心里,近年来才有所披露。

最具传奇色彩的生还者大概是叶伦明,他在被救后径直送回了上海。两岸隔绝后,叶与在台湾的妻子、兄弟断了音讯,1980年才得以获准去香港定居。叶伦明体魄强健过人,他不仅通过了这次海难的生死考验,而且在之后几十年中都不曾看过医生。到香港后,叶伦明经常参加脚踏车、游泳、慢跑“铁人三项”比赛并曾获得冠军,是香港知名度很高的马拉松选手并拍摄过许多公益广告。但是,叶伦明在香港的境遇并不见佳而且之后始终未婚。

上海的徐瑞娣,其父亲当年是“太平轮”船员,海难发生时,她只有三四岁,“只依稀记得跟母亲到码头送父亲。从此再也见不到了。”1949年后,徐瑞娣母女仍留在上海,“后来为了生活,母亲改嫁,也很少再说起父亲和太平轮。”

如今闻名华人界的著名神探李昌钰,其父李浩民也在这场海难中遇难。当年,其长兄甚至雇了飞机去失事海域上空盘旋寻找,但茫茫大海,毫无所得。父亲的罹难加上局势的变幻,原本富甲一方的李家最终迅速败落,为张罗儿女的学费、生活费,李昌钰的母亲也不得不出门奔波谋职。多年后,李昌钰曾感慨地说,“如果不是太平轮事件,父亲过世,我后来不会去念警校,也不会走上刑事鉴识这条路,也许就与父亲一样选择当一名商人吧。”原来,李昌钰最初考上海洋大学,但因为发现中央警官学校免收学费并倒贴生活补助,于是改而选择从警之路。

经此海难,生还者及其受难者家属境遇坎坷,“太平轮”的股东们也同样不好过,台湾知名电视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即为其中之一。蔡康永曾在一篇名为《我家的铁达尼》的文章中说,在“太平轮”上遭难的乘客,人数之多,牵连之广,无论再怎么样的赔偿都不可能让家属满意。官司始终无法解决,公司旗下的另外两艘轮船,最终全部锈烂,成为废铁。所谓“我们的轮船”,从此全部跟我们无关了。

“太平轮”海难只是时局剧烈变动下的一个不谐插曲,在1949年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口,在这场近代历史罕见的人员大迁徙中,类似的生离死别何止百万。据台湾学者林桶法的统计,1949年前后迁台的人数大约在120万左右(而不是之前所认为的200万),其中公务人员与一般民众约60万人,另一半则是军队。这些人来到台湾后,占到台湾总人口(800余万人)的七分之一。可以想象,在每个迁台人员的身上,恐怕都蕴含着各种惊险离奇乃至终生难忘的伤痛故事,“逃难”二字,或已深深的烙在了他们下半生的人生记忆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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